门户与护栏：新加坡上诉庭司法干预的两步框架

序言

由于仲裁具有高效、保密和终局性等优点，已成为解决商业纠纷，特别是国际商业纠纷的首选方法。但是，如果当事人不仅在争议实质上存在分歧，而且在仲裁程序及其适用方面也存在分歧，该怎么办？在仲裁进行期间，法院能否介入？还是必须等到仲裁程序全部结束之后，当事人才能寻求司法救济？

这些问题正是新加坡上诉法院）近期在DMZ v DNZ [2025] SGCA 52案中作出的裁定的核心所在。该裁定的核心在于，法院是否可以介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在正在进行的仲裁中作出的程序性决定。上诉人试图对SIAC主簿官确定的修改后的仲裁开始日期提出异议，认为主簿官的变更行为违法，应当由法院加以纠正。

然而，上诉庭重申了新加坡仲裁政策和方法的一个基石：司法最小干预原则。除非新加坡仲裁立法体系即1994年《国际仲裁法》明确允许（该法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示范法”）），否则法院不应干预仲裁程序。虽然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仲裁庭的裁决，也同样适用于仲裁机构对仲裁的管理。

上诉庭的裁定确认，在当事人采用仲裁规则，将某些程序性决定权分配给特定决策者（例如主簿官）时，该分配本身构成当事人关于仲裁如何进行的合意内容。在仲裁进行期间，这些基于规则的决定通常不受法院干预。因此，上诉庭的裁定强化了当事人的自主权和对当事人所选择规则的尊重，维护了仲裁作为可靠且独立的争议解决机制、免受不必要司法干预的地位。

被上诉人由新加坡立杰律师事务所航运与国际贸易业务部合伙人Ting Yong Hong和Wu Junneng以及律师Alicia Tan成功代理。

背景

2024年6月24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仲裁通知书，要求其偿还根据五份合同应付的未付款项。SIAC要求被上诉人澄清其拟援引的具体仲裁条款，被上诉人于2024年7月3日作出答复。

最初，主簿官确定仲裁于2024年7月3日开始（“初始决定”）。这将导致被上诉人的索赔超过时效。在听取双方意见并收到进一步说明后，主簿官同意被上诉人的解释，并将仲裁启动日修改为2024年6月24日（“经修改决定”），即仲裁通知书提交之日。

在高等法院，上诉人请求法庭宣告经修改决定违法或违反SIAC规则，并请求法院撤销经修改决定。

高等法院在DMZ v DNA [2025] SGHC 31案中驳回了上诉人的申请中驳回了上诉人的申请，认为该申请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1. 根据《示范法》和《国际仲裁法》，高院无权审查主簿官的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诉人无法获得司法救济，因为其仍可在最终裁决作出后，以“仲裁程序不符合当事人约定”为由申请撤销裁决。

2. 主簿官有权自行复查其决定。与仲裁庭类似，仲裁机构对其内部程序拥有自主权，因此有权审查行政决定。SIAC规则中没有任何条款禁止主簿官这样做。

高院裁定上诉人承担赔偿性诉讼费用，理由是该申请违反了当事人的仲裁协议，因此构成滥用诉讼程序。有关高院裁定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2025年3月发表的题为《新加坡高庭驳回针对仲裁机构决定的变相上诉》的文章。

上诉

上诉人的主要论点是，高院法官认定法院无权作出所请求的声明是错误的。

1. 第5条禁止：《示范法》第5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任何法院不得干预本法规范的事项。” 上诉人称，仲裁机构（在本案中为SIAC）的决定并非《国际仲裁法》和/或《示范法》规范的“事项”。因此，《示范法》第5条并不禁止法院审理其申请。

2. 非法排除管辖权：SIAC规则第2条规定，“除某些例外情况外，……当事人放弃就……主簿官作出的任何决定向任何国家法院或其他司法机关提起上诉或申请复审的权利”。上诉人称，第 40.2 条规则无效且不可执行，因为它排除了法院确定主簿官的决定是否越权和/或违反正当程序的管辖权。

上诉法院的裁定

第5条禁止

上诉法院针对《示范法》第5条设定并应用了两步框架：

1. 申请是否涉及《示范法》规范的“事项”？

2. 拟进行的干预是否因下列原因而被允许：(i) 立法对此有明确规定；或 (ii) 如果“事项”不受立法规范，则有给予救济的必要？

关于第一步，上诉庭认为，有关“事项”应当作广义而非狭义的解释。这样做可以：(i) 扩大受《示范法》调整的范围；(ii) 减少司法介入机会；及 (iii) 提高法院何时可以干预的确定性。在本案中，“事项”应被定义为上诉人对一项程序性决定提出的质疑，该决定会影响正在进行的仲裁的进展或进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上诉庭才会考虑进行司法干预，实质上是在《示范法》或《国际仲裁法》未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对程序性决定进行事后审查。

关于第二步，上诉庭强调，没有任何明确的授权条款支持上诉人的申请。因此，法院根本没有空间干预根据双方同意的仲裁规则作出的程序性决定。

非法排除管辖权

上诉法院同意被上诉人的观点，即第40.2条规则“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双方放弃向法院上诉或申请复审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被剥夺了诉诸法院的权利”。虽然双方可能无法直接对主簿官的决定申请复审，但他们仍然保留在裁决后阶段寻求撤销任何裁决，从而对经修改决定提出质疑的权利。

因此，第40.2条规则并未构成非法排除法院管辖权，不会因此无效或不可执行。

因此，上诉庭驳回了上诉。鉴于上诉明显缺乏理据，上诉庭进一步行使自由裁量权，责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赔偿性诉讼费用。

结语

上诉法院的裁定向各方传递了一个清晰而务实的信息：除非获得明确授权，新加坡法院不会干预正在进行的仲裁。根据双方商定的机构规则（例如SIAC规则）作出的决定，本身即构成仲裁协议的一部分。在仲裁过程中，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院不会对主簿官作出的程序性或行政性决定（例如确定或修改仲裁开始日期）进行审查。

就此而言，鉴于《示范法》第5条的禁止性规定，司法干预的范围受到了显著限制。上诉法院对新加坡仲裁立法框架涵盖的“事项”的宽泛解读限制了司法干预的机会，从而更明确了法院何时可以介入。

对于考虑对仲裁机构的程序性决定提出异议的当事人而言，该裁定提供了重要的指导。首先，除非相关立法明确允许法院干预，否则向法院提出的申请不太可能获得成功。相反，法院会倾向于限制司法干预并为当事人提供更大确定性的解释，明确法院何时可以介入。

最后，如果所选仲裁规则规定放弃向法院上诉或申请复审的权利，则该弃权不太可能因非法排除法院管辖权而无效或不可执行。只要当事人最终仍然可以诉诸法院，那么在仲裁进行期间当事人无法寻求对被质疑的决定进行直接复审，仅仅是当事人自主权的体现，而非司法干预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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